企业制度与危机的关系
　　金融危机当然与货币体系自身的问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也和现代企业制度有着很深的联系。本帖我们就来看看实业领域的问题和这次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对“企业”的定义是：“有企图的事业，是有灵魂的赚钱机器，是资源的转化体”。德鲁克对这个私有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有着高度的赞誉，称赞“企业是人类的杰作，广义的社会支柱，是一部拥有不竭的巨大潜力的发动机，它肩负着我们的梦想重荷”。但是，现在的企业都是“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二字是指其承担的风险责任而说的，而不是其规模和盈利水平而说的。
　　德鲁克赞美企业制度是有理由的。因为“有限公司”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给予了投资者和职业经理人以极大的营私便利和充分的机会，这些公司无限地挥霍着、无止境地攫取着社会资源，它们有无止境的追求利润的权利，但是却只需要承担有限的责任。因此可以说，现代企业制度就是鼓励贪婪的制度，就是责任一边倒的制度。在一套貌似“责权利”完美结合的制度当中，“责”只是有限的，是下可以保底的，而“权”和“利”却是无限的，是上不封顶的。
　　这样一来，经理人任期内只要能够把问题推后或者掩盖，就可以基于“好看的”财务报表“合法地”拿到自己的高薪和股权激励。其实我们都知道，企业的财会不过是一个“巧立名目”的算账技术，所有的国际的国家的会计制度都难以约束企业巧立名目赚取利润和个人收入的行为。可以把很多本来应该计入成本的费用以财会技术处理，让它不反映在当期的经营当中，该分摊的暂时不分摊，该计提的暂且不计提，该投入的不投入搞竭泽而渔，在自己的任期内把“账面”做得很好看，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以后或者后继者。即便是有一天问题在任期内爆发了，充其量是之后的高薪被终止，曾经的职务被解除，而之前的丰厚所得是不可能再回吐出来的。这样无形之中给经理人造成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暗示。
　　虽说投资者往往会成为“经理人革命”的受害者，但是现代企业普遍实行经理人股权激励制度，经理人在“有限责任公司”占有股权，这就让上市公司的股东和经理人有着合谋的可能。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的投资人总是希望能够尽快地把投入的股份以合法所得如高薪股权激励等待方式抽回来。基于账面上的盈余，股东还可以分得丰厚的红利，而当问题爆发之后，股东只承担法律规定的有限责任，而不需要把拿到手的高新和分到手的红利吐出来。在这个游戏当中，没有担任经理人职务的小股东往往成为牺牲品，因为他们不领取薪酬，而只是等待分红，而分红往往会落空，或者在分红还没有达到投资量的时候问题就爆发了。
　　基于这种公司制度，有人分析说此番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薪酬”问题有关。但是，又一次与问题的中心擦边而过——只把“工资”问题理解成了一般员工的工资问题——而实际上核心是经理人阶层的工资问题而非一般员工阶层的工资问题。有人给出的救市良方是要废除劳动法对企业工资制度的约束，废除最低工资制度，给企业主以解雇工人的充分自由权利。
　　但是，在劳动力紧缺的时候并没有人去强调劳动力的流动自由，也没有人去强调企业主解雇工人的权利。那时候，企业都在“完善”自己的用工制度——用扣押一定时间的工资、提前多少时间提出辞呈、同行间达成互不挖人拆台协议等等方法稳定员工。在民工荒的时候，有人要求政府出来帮企业解决用工紧缺的问题，当危机来临企业要纷纷倒闭的时候，却有人出来说要给企业解除用工合约的自由，限制甚至解除工会。
　　显然，这剂解药是地地道道地屁股决定脑袋的思维的结果。以美国通用的例子来看，奥巴马政府对企业在削减职工工资和福利上面未能与工会达成协议是非常恼火的，因此，宁愿以让其倒闭的方式进行惩罚，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金融企业高管的天价高薪，除了表示愤怒之外却没有什么对付的合法招数，只能期盼高管们的良心发现，最终还不得不去救它们。如果美国汽车业的巨头倒下了，奥巴马竞选时提出的提供几百万个就业机会的经济计划的效果，就会因为这些巨头企业的倒闭而制造出来的新的大批失业人群而受到抵消，奥巴马真的会让这个生活在车轮上的国家的基础产业破产吗？
　　众所周知，在许许多多现代企业当中，人数有限的管理层的工资总额与人数众多的员工的收入总额不相上下，甚至有区区几个高管的收入占据公司工资支出大部分的情况。如果要从工资问题入手解决企业困境，从现代管理学的ABC管理法来看，入手点也应该是从高管工资入手。但问题是，普遍的认识（或默认）是企业是由经理人支撑的，因此不可能从高管工资入手解决问题。这一点清楚告诉大家：企业是私有的！是为利润（不管它是叫做利润也好、工资也好、奖金也罢）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解决就业和给员工创造收入机会而存在的。因此，不要再相当然地构思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了。德鲁克口中的“有灵魂的赚钱机器”，其实不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格化的资本”。

　　大家都知道，经济的发展源于需求，货币经济的增长又和拜物教者对货币的敛聚需求密切相关。希望降低工资来促进企业生产发展，完全是本末倒置，适得其反。因为收入增长是需求增长的前提，是厂商产品的市场所在，如果靠降低工资收入来维系企业生产的持续，就等于是要企业维持一个日益衰减的市场需求，这最终当然是难以为继的。
　　厂商部门当然不可能自己去维系居民部门的高工资再让居民来购买自己的产品，这种用自己的钱购买自己的产品的事情，精明的厂商是不会去做的。在货币流方面，如果没有增量的货币投入到经济体当中，已有的货币无论如何流动，都不可能增殖，无法满足企业这部赚钱机器的要求。
　　因此，要维持企业这部赚钱机器的持续运转，就要不断地造钱以供其赚取。这就又回到“按人发钱”这个思路上来了：经济体外部（货币当局）把增量的货币无偿注入到居民部门形成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供给能力决定需求），以供企业这部赚钱机器所吸纳。
　　而何时来自经济体外部的货币注入停止了，企业这部有灵魂的赚钱机器就面临着无钱可赚的停机状态——这就是金融与经济的危机。
　　而来自外部的货币注入，如果是直接注入到金融企业，金融业当然没有意见而且乐观其成，但是，所有的资本将会因此而迅速向金融业集聚，而不用在绕到实业和商品市场，因为这个市场因为居民收入相对于增量的货币来说在不断下降而萎缩，商品这个赚钱的道具将会被无情地抛弃，救了金融会毁了实业，结果可能是饮鸩止渴。

保民生与保增长如何兼顾？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评论闭幕的今年两会时说：“中国将‘保增长’与‘保民生’挂钩是实现经济转型战略的前奏”。“保增长”的确在两会上被称为“最强音”。
　　这里涉及到三个中心词汇：“保增长”、“保民生”，与“经济转型”。
　　“保增长”即大家已经熟知的“保八”，即2009年中国GDP增幅不低于8%；“保民生”大家也不陌生，就是完善全民社会保障，提高社保的覆盖面。这“两保”是比较明确的，民众是众所周知也普遍拥护的，尤其是以提高社保覆盖率为核心的“保民生”。
　　但是，第三个核心词汇“经济转型”就有点另当别论了，不仅很多人不知道其具体含义，而且即便是知道一二也并非一致认同，它更像是一个源于学术圈（准确地说是来自于某些经济学家）的一个理论性、政治性意义大于实际学术意义的观点。
　　早在五年前，时任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杨宜勇研究员主笔写了一本《加速转型期－－加速转型中的发展与改革》（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书中指出：中国目前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具有以往许多不同的特点：
　　　　①从经济结构的转型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将由生产主导型转向为流通主导型；
　　　　②在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资源约束型经济正朝着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
　　　　③已经实现了由短缺经济转向低层次的过剩经济转变，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供过于求将成为市场的常态；
　　　　④由于社会组织结构的三足鼎立，客观上要求从审批经济走向法制经济和自主经济；
　　　　⑤深度市场化导致未来分化继续加速，抵御分化加速的力量正在形成之中，社会分化导致社会价值观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⑥家庭小型化使得社会越来越松散，刚性越来越差，柔性越来越强，由此导致社会不确定性在增加，但是其主动适应性也在增强；
　　　　⑦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知识经济开始萌芽的条件下，经济也正在从货币资本主导型转向人力资本主导型；
　　　　⑧中国的改革将越过临界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日益完善，计划经济体制或者计划经济时期的典型手段将不再复归。
　　杨教授这个“转型八点”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点，核心就是三个字——市场化。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史，其主题就是“转型”，“转型”就是从过去的几乎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当前几乎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要想知道这种转型的程度有多大，只要看看当前中国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就明白了，或者看看中国经济受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影响的程度就可以了。中国人自己过去更加习惯于用“改革”一词表述这种“转型”。那么，现在再高调强调“经济转型”，就难免有歧义和质疑产生：是改革的深化？还是对改革的反思？如果直接用“深化”或者“反思”，政策指向一目了然，但是“转型”一词就非常模糊了。
　　事实上确实存在两种观念。有人说“转型”就是改革的深化，要把已经推行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尽可能推向全面化、完全化，彻底放弃计划和国家行政干预与垄断。这些人担心的是三十年的改革会半途而废，会走回头路。而另一些人恰恰是要走回头路，他们对改革有着冷静的反思，对市场经济的无限制扩张和无所不在的渗透以及由此带来的这种社会问题深感忧虑，因此要“向回转”，要让市场经济有所收敛。
　　政府的观点似乎更加接近前者，担心在中国不遗余力推行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市场经济革命会停滞甚至倒退，这从政府工作报告等等官方文件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但最新出台的医改方案，可以说是“向回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把基本医疗明确列为“公共品”而退出市场化领域。这可以看作是“反思派”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深化派”并没有认同，网上依然有不少对此番医改方向的否定意见。

　　既然“转型”一词尚存歧义，我们不妨将此暂且搁置一边，谈谈概念比较明确的“两保”究竟能不能一举两得以及如何一举两得。
　　世界经济的现行问题恰恰是用透支“民生”的方式换取“增长”。市场本身的逐利性和自保性决定了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对民生负责任，那种强调市场参与者（厂商或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说法其实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市场参与者必然地会选择唯利是图的“保增长”目标，而不择手段，包括舍弃民生。
　　中国既往的方针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用当前流行的词汇就是“增长优先，兼顾民生”。尽管在两会上不断有代表为“保增长”做注释说“保增长就是保民生保稳定”，而没有人提出“说保民生就是保增长保稳定”的说法，即保民生还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如此一来，“兼顾”之下往往是“兼而不顾”，因为在这个拜物教的社会里，增长、效率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市场参与者全心全意追逐利益尚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岂有闲工夫去兼顾其它？市场就是逐利场，逐利就会惟利是图，不然就会逐而不得，被竞争淘汰出局，“惟”就是“不二”，“不二”就是没有办法再“兼”了，因此“兼顾”不过是安慰词。
　　在全世界推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当中，都在努力透支民生以换取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民生”难免会日益恶化，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在修补民生方面远远无法克服市场自身造成的分化惯性。贫民队伍不断产生，房奴、卡奴等等新式奴隶族群涌现，失业或难以就业的人群不断扩大。
　　但事实上，“两保”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民生”是民众的必要需求，按照行为心理学的理论，需求是分层次的，必要需求属于基本的、底层的需求。而“经济”所对应的需求应该属于民生之上的非必要需求，而非必要需求只能在必要需求得以满足之上才能得以顺利展开。因此可以说，“保民生”是“保增长”的前提或基础。如果“民生”不保，“增长”也是不可能的，经济也不可能平稳发展。

　　两保兼顾的策略其实之前的帖子当中已经给出，即“以社保作为经济体的货币入口发行货币”。在此不妨再次简述一下之前的这个观点及其相关理论。
　　一个理论不能够以两种矛盾的基本观点为依据，这就形成了理论体系的“内部逻辑矛盾”。而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理论，即增长依赖于“投资”“消费”“净出口”的说法，恰恰就是一个具有明显内部逻辑问题的说法。“净出口”导致经济增长是对的，这是将货币存量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表达，但是和“投资+消费”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厂商部门的“投资”，就是对居民部门的“进口”，而居民部门的“消费”，就是面向厂商部门的“进口”，作为一个经济体的内部，厂商投资与居民消费，对于经济体整体而言，作用一定是相互抵消的，即不可能构成经济体总体的货币增长，这就同把净出口带来的货币增长当做经济增长的观点矛盾了。
　　如果认同在货币经济体系之下http://www.jjxj.com.cn/articles/14744.html “经济增长即货币增长”这个道理，两保兼顾就不难了，只要面向居民按人发钱，数量控制以社保水平（恩格尔指数）为限，即可既保民生又保增长，两相兼顾两全其美。
　　或许有人说这种用印钞机保增长的做法没有意义，是吹泡沫。是的，经济本来就是泡沫——稳定的经济秩序对应的是建立在必要需求被满足之后产生的非必要需求之上；货币本来就是泡沫符号——过去用GDP增幅当做货币发行量尺度，而GDP对应的不过是消费掉的东西，留下的货币都变成了没有对应物的泡沫符号；货币拜物教本来就是一种虚幻——同一切宗教一样。

货殖列传·原文、译文与读后
前言：现在的人学经济学，必是西人所论。然比这些西人之论丝毫不逊的，当属司马迁所著《货殖列传》。货殖列传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从农业还是工商业，从行业经济到地域经济都有论及。可谓中国古代的《国富论》《通论》和《经济学原理》，仔细品读就会发现，其实当代西经出来各种软硬伤之外，可取的部分很少有超出司马迁所记述的古代经济思想水平的。

【原文】《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翻译】《老子》一书中说：“最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读后】看来，自司马迁时代“闭关锁国”的做法就已经不再时髦了，但这种认识已经背离了老子对和谐社会的认识。老子的《道德经》现在又非常热，大概是人的思想认识的一个轮回吧。
在提倡“和谐社会”的时候同时鼓励“充分竞争”，“竞争”与“和谐”能否达到完美统一或者说竞争之下还有没有“和谐”，这是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
【原文】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翻译】太史公认为：说到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挨门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读后】当今各国政府在推行市场化，并且以市场角色进行所谓的“市场操作”对经济进行干预；各地政府都以发展地域经济为己任；财政从均衡财政变成了赢利财政或者赤字财政……这些是不是都是“最下者”之策呢？
国不与民争利，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连封建君主都知道这是治国的下下策。行政机构以种种借口敛聚民财。国企的存在，就是一个国与民争利的工具，实属不当。国企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剥离其“企业”功能，做为纯粹一个生产单位服务于基本的民生方面，是变“国企”为“国厂”。
【原文】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翻译】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读后】这可以说是中国版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比斯密早了一千八百多年的。据此也可以说斯密的《国富论》是欧洲版的《货殖列传》。司马迁将自由的交换秩序看作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这种经济思想放在当今，应该是排斥和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
古代的这种自由经济秩序之所以可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稳定存在着，其实有其前提，即自然资源足够丰富，以当时之人力开发其一小部分即可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不存在为争夺资源而战的事情。广袤无垠的资源，只要你有能力，尽可以去开发。因此当时不存在现在经济学所说的资源稀缺。
而现在资源相对于人的能力发展和需求来说，已经不再是足够充裕的了，那么争夺资源的现象就自然产生，资源有了归属权问题，也就无法实现司马迁所描述的自然经济秩序了。
“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看来，高抛低吸是自古的经商之道，亘古未变，当今的商业也不过如此，似乎没有多少新意。惟一不同的是，现在人不知道何时算物贵何时算物贱。
【原文】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於威、宣也。
【翻译】《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
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多次盟会诸侯，匡正天下，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虽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威王、宣王时期。
【读后】在八十年代中国流行一句格言，叫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安”，颇有点抄袭周书之嫌。
姜太公的治国之策，用现代的术语讲就是很懂得“发展地方特色经济”，有特色则发扬特色，没有特色就创造、培育特色来发扬之，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
自古以来，经济发达的地方必定是人流、物流、财流的中心，其中以人为主，毕竟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没有了人就枉谈经济了。
古代，类似管仲这等“富可敌国”的现象是现实，但是商人和贵族是两码事。而今是政商合一的社会，只要富可敌国，就可以弃商从政，问鼎天下。另一方面，政府代表的全民权力又再防范着私有权力的膨胀，所以，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即便是声称经济自由的西方国家，也是要打以“反托拉斯”“反垄断”的大棒的。
【原文】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
【翻译】所以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潭渊深了，里面就会有鱼，山林深了，野兽就会到那里去，人民富了，仁义也就归附于他们了。富有者得势，越加显赫；失势了，客人也就没有去处，因此也就心情不快。
【读后】此即中国古代的层次需求论和经济盈余论。
参阅链接：http://ecoblogger.bokee.com/3205702.html
【原文】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翻译】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就不会因犯法而死于市井。”这并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壤壤；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即使有千乘兵车的天子，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读后】现代经济学用理性人概念读后经济行为，而《货殖列传》当中的这句“天下之人，熙熙壤壤；为利而来，为利而往”所说的“天下之人”就是标准的“理性人”概念，而且一语道破了理性人的行为动机——来来往往皆是“为利”。用现在的俗语讲就是“无利不起早”。
所以说，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人概念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却算不上是什么新知了。
【原文】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翻译】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读后】现代经济学对“价格”“价值”的认识远不如古代商人。
现代经济学很少明确提到价格是什么变量（是时点数还是时段数），而“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不仅清楚讲明了价格和价值都是时点数，也就是所谓的“存量”或状态函数，而且说明了价格波动的原因是供求关系变动所致。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说明要在投资成本最低的时候搞建设，未雨绸缪，而不是等到舟车之需处于最高峰的时候去赶热闹，那样会成本很高。现在很多厂商在生产淡季和不景气的时候就安排投资新项目和设备维修改造，也就是这个道理。
自古市场上的价格波动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一方面是典型的价格波动理论，一方面说明物之贵贱（价值）不是因为其中劳动凝结的多少所致。粮食贱了，并不是因为其中包含的农民的劳动少了。粮食贵了，也不是因为其中包含农民的劳动多了。放在粮仓里的粮食，价格依然会波动，这和种粮没有任何关系。今年灾害歉收粮价上涨，去年仓里的陈粮会跟着一起涨价，这都与种粮的劳动没有关系。
“无息币”则说明自古商业活动都是重视资金链方面的问题的，这和现代商业活动利用虚拟的资本市场进行广泛的风险融资手法是完全不同的商业理念。古人的商业行为更适于“投资”二字，而现代的商业行为更接近“投机”二字。
【原文】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翻译】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读后】商业活动规模大小有异，但是遵循的规则是相同的，所以范蠡才可以以治国之策来治家。
范蠡的可敬之处在于他知道财富之道在于“一聚一散”，在于不做守财奴，他并没有追求做“500强”老大的愿望，而是聚财到一定程度就“再分散”。这和当今商人无不追求做大做强是有所不同的。
【原文】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翻译】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离开后到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贡却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
【读后】“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贿赂自古有之。
以此段论述可知，孔子成为圣人，不单是因其学识和思想，还与其弟子子贡的财力支撑有很大关系，早年孔子自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周游列国四处碰壁。而子贡收了利后，孔子因此更加名扬天下，这师徒二人合在一起就是“名利双收”了。现在尊孔派很少提到孔子成名史上这一段“佳话”。
马克思对资本家是恨之入骨，但是没有做为资本家的恩格斯的鼎立支持，马克思也不会有日后的成就和威望。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表现出了对资本金阶级的矛盾：与其号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何不号召资本家们向恩格斯学习？
【原文】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穀；长石斗，取上种。
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翻译】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别人抛售时他就收购；别人索求时他就抛售。每年谷物成熟时他售出丝织漆器买进粮食；蚕茧结成时，他再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
白圭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读后】显然，白圭把经商技巧视为“吾术”，属于自己的一种商业机密，对于一般人，“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为何“不告之”，因白圭自己就是商人，告诉了他人，就等于增加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如果世人都按照白圭之法经商，则市场必将不存，试想，大家都等着别人抛售时廉价收购，为何他人会抛售，为何抛售的人不听白圭之言存货待涨？白圭们赚到的钱就是因为有些人不知道白圭之术的结果。
但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是“完全信息”，讲究公开化。这似乎是从一个非市场参与者的中立者身份提出的观点。但是事实上，信息公开化，市场就会消亡，信息也不可能完全化。
搞股评的人士都比白圭慷慨大方，天天对信徒谆谆教导。殊不知这都是无稽之谈。市场必然要依赖于多空双方的同时存在才能成立，天天教导大家都去做多或者都去做空，市场焉能存在？
【原文】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翻译】猗顿是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冶铁成就家业，其财富可与王侯相比。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家产也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能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个边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妇清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与皇帝分庭抗礼，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
【读后】可见，对私有权的尊重，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结果，在中国自古就私有财产之上，即便是富可敌国足以和朝廷抗衡，朝廷也没有用皇权加以剥夺。
去年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当中，有人搬出西方的“红磨坊”说事儿，其实还不如直接引用中国古代这些个“礼抗万乘”的故事呢。
“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由此可见，商业贿赂自古就有。贿赂自然是有所图谋的，得到的是“什倍其偿”。不过这种官商勾结还仅限于商业利益层面的“礼尚往来”，商和政的区分还是明确的，猗顿始终是商，戎王始终是王。
“礼抗万乘”只不过是“礼抗”而已。封建社会的平民百姓在和平时期认从社会地位，对私权和皇权不敢违抗。即便是管仲“富於列国之君”但是政治地位也不过“位在陪臣”。纵然牧场主和寡妇富婆可以“礼抗万乘”，也不过是摆摆阔气罢了，依然谈不上“万乘”所有的政治地位，礼抗不是政治上的对抗。但是，有人不是这样，例如吕不韦丞相就不是这样子的，他就舍弃万贯家产，全心投入的政治当中，把私生子赢政变成了天下始皇帝，从而实现了以政治权力占据天下财富的梦想。
现代的富商当中，很多人也是不安分的，他们深谙“特权分配律”，因此，不惜代价以财富换取政治资本和政治特权。现代政商关系当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集团的富豪化”趋势让古代富商大贾们望其项背了。
【原文】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於京师。
【翻译】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他们的欲望都能满足，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
【读后】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是政治一体化，没有政治集权的“天下统一”，就无法“弛山泽之禁”。当代的全球化和各种经济同盟体，是在政治上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展开的，最后政治分割就必然成为经济一体化的障碍，经济的步伐一定会受阻于政治门槛之前。

【原文】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翻译】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实行贡赋时起就把这里作为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周太王、王季迁居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而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的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居栎邑，栎邑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阳，汉朝藉此做为都城；长安附近的诸陵，四方人口与财物辐集于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从事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之类的器具。南边抵御滇、僰，僰地多出僮仆。西边邻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和旄牛。然而巴蜀地区四周闭塞，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联四方道路，用多余之物来交换短缺之物。
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居天下首位。可是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京城长安占据此通道的重要位置。所以，整个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计算这里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读后】把经商视为“末业”，对应于农业的“本”，可见当时依然是重农主义而轻商，这取决于当时人们对“价值”的认知。“以所多易所鲜”，说明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所谓交换是建立在“盈余”之上的，所鲜是对持有“所多”的人来说的，而对交易对方来说也是他们的“所多”，“易”是在两个“所多”之间进行的。从来都没有什么基于稀缺的经济。在这一点上，现代经济学比起司马迁来说已经是退化了许多许多了。
【原文】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
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
【翻译】古时，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如三足鼎立之势，是帝王们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国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国诸侯集中聚会之处，所以当地民俗为小气俭省，熟悉世故。杨与平阳两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区经商，向北可到种、代地区经商。种、代在石邑以北，地靠匈奴，屡次遭受掠夺。人民崇尚强直、好胜，以扶弱抑强为己任，不愿从事农商诸业。
但因邻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往来，中原运输来的物资，时有剩余。当地人民强悍而不务耕耘，从三家尚未分晋之时就已经对其慓悍感到忧虑，而到赵武灵王时就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当地习俗仍带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和平阳两地的人民经营驰逐于其间，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温、轵地区的人民向西可到上党地区经商，向北可到赵、中山一带经商。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带还有纣王留下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男子们常相聚游戏玩耍，慷慨悲声歌唱，白天纠合一起杀人抢劫，晚上挖坟盗墓、制作赝品、私铸钱币；多有美色男子，去当歌舞艺人。女子们常弹奏琴瑟，拖着鞋子，到处游走，向权贵富豪献媚讨好，有的被纳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读后】
【原文】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於成阳，舜渔於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於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此口}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翻译】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
然而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个都市。北面通燕、涿，南面有郑、卫。郑、卫风俗与赵相似，但因地靠梁、鲁，稍显庄重而又注重节操。卫君曾从濮上的帝丘迁徙到野王，野王地区民俗崇尚气节，扶弱抑强，这是卫国的遗风。
燕国故都蓟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面通齐、赵，东北面与胡人交界。从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遥远，人口稀少，屡次遭侵扰，民俗大致与赵、代地区相似，而百姓迅速捷凶悍，不爱思考问题，当地盛产鱼、盐、枣、栗。北面邻近乌桓、夫余，东面处于控扼秽貊、朝鲜、真番的有利地位。
而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所以当地百姓小心拘谨。颇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节剑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还厉害。
从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直到巨野，这是过去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阳也是都会。以前，唐尧兴起于成阳，虞舜在雷泽打过鱼，商汤曾定都于毫。这里的民俗还存有先王遗风，宽厚庄重，君子很多，喜好农事，虽然没有富饶的山河物产，人们却能省吃俭用，以求得财富的积蓄。
越、楚地带有西楚、东楚和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这是西楚地区。这里民俗慓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少有蓄积。江陵原为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云梦，物产富饶。陈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经商。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风俗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风俗与越地相同。吴地从吴王阖闾、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东有丰富的海盐，以及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也是江东的一个都市。
【翻译】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这里风俗与西楚地区大体相似。楚失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地。因与闽中、于越习俗混杂，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竹木很多。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费用。九疑山、苍梧以南至儋耳，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混杂着许多杨越风俗。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集中地。
颍川、南阳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还有先王传留下来的风尚。颍川人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曾经迁徙不法之民到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水。宛也是一个都市。当地民俗混杂，好事。多以经商为业。居民以抑强扶弱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相交往，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做“夏人”。
天下物产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间习俗各有不同，山东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和大漠以北本来也有许多地方出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
【翻译】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须从外地购买，便能自给自足。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由此看来，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守信尽节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保全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都是为了财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财利而奔忙。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

【原文】弋射渔猎，犯 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於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翻译】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过度，极尽其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避斫脚杀头，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之中。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物。

【原文】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
【翻译】谚语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贩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木；住上百年，就应招来德行。所谓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现在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做“素封”。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享有千户的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开支。普通百姓如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而更徭租赋的费用要从这里支出。这种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了。所以说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株栗子树；蜀郡、汉水、江陵地区有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株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子；还有名扬国内、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其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然而这些成为富足的资本，人们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身有处士之名，而取用丰足。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不堪，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赠人路费、聚集饮食，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玩弄智巧，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隐士之行，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原文】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锺，薪稾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麹盐豉千答，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 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翻译】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绵不如倚门卖笑，这里所说的经商末业，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贪心的商人获利三分之一，廉正的商人获利五分之一，这一类人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概的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利润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原文】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於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於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原文】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原文】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
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翻译】下面概述当代天下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人得以考察选择。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徙地方。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近处是在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象蹲伏的鸱鸟，人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就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多达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然而他赢利很多，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
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赁、放债、做买卖遍及各地。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刀间收留使用，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刀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
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载货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无所不到。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此发了财。
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做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原文】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锺计。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翻译】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取得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富致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原文】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翻译】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
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推测事理，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变化多端大略如此，所以是值得记述的。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籍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原文】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锺。 此皆诚壹之所致。
【翻译】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原文】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翻译】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这是否所谓的“素封”者？难道不是吗？